清末，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即将走向灭亡的时代，也是一个国之不国，家之不家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每一位有识之士，无不想为国家的振兴，民族的繁荣，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醴陵举人文俊铎，就是一个这样的有识之士，他在参加了维新变法和公车上书失败后，回到醴陵，转而想以振兴实业来挽救国家和民族。
    醴陵交通便利，水陆相连，制瓷原料丰富，土质优良，具有发展瓷业的天然优厚条件。当时全县有瓷厂四百八十多家，窑户主要分布东、北二乡、形成了以东乡沩山为中心的醴陵瓷区，但这些瓷厂均只能烧造粗瓷，其产品是以碗为大宗的釉下青花器。

▲醴陵窑遗址——沩山（图片来源：网络）
   鉴于两个世纪以来粗瓷生产的落后状况和为了抵制洋瓷的侵入，有志振兴湖南瓷业，于是他和他的同科好友，湘西凤凰举人熊希龄一起以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二等参赞官的身份东游日本，探索新的制瓷工艺。
   回湘后，又共赴沩山等地进行实地调查，总结了当时危及粗瓷业生产的九个问题，弄清了发展醴陵瓷业的有利条件，向湖广总督端方提出了“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主张，来振兴醴陵的瓷业。
   光绪31年（1905），湖南省拨库银十余万两，在姜湾成立官办湖南瓷业学堂，熊任总理，文任监督。设陶画、辘轳、模型三科，分永久、速成（六个月一期）两班，聘请日本技师和江西景德镇技师为教员，学习内容以专业为主，兼学文化。

   接着熊希龄又招商集股，在瓷业学堂前购地建设厂房，装置机器，组织制瓷工厂，成立湖南第一家官办瓷业公司，他亲自担任第一任总经理，锐意改良，规定凡学员成绩佳者，直接进入公司，以此激励学员积极学习。自此，醴陵始有细瓷，瓷业也由乡村发展到了城区。

▲1908年湖南瓷业有限公司股票（图片来源：网络）
此前，醴陵瓷器用单一的氧化钴（俗称土墨）作彩饰原料，手工描绘粗犷花草图案后，施釉覆盖，烧成釉下青花瓷。1907年至1908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草青、海碧、艳黑、赭色和玛瑙红等多种釉下颜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