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年大庆过后不久，醴陵陶瓷研究所又接到通知，要为人民大会堂原样再补充300个胜利杯备用，同时还要另外烧制50件同样的杯子，只是将画面旁边的圆形编号纹样改为方形，编号为1-50号，供周总理使用。
       这是醴陵陶瓷研究所第一次为周总理制瓷，杯子的画面同人民大会堂主席台茶杯一样是蝴蝶花纹饰。
       直到1965年12月10日，接中央批示，湖南省轻工业厅副厅长薛瑞亲自布置醴陵陶瓷研究所赶制胜利杯100件，规定蝴蝶树与松树面画各50个，分别按方形印章，编号为1-50号。布置任务时没有说明是哪位领导的专用瓷。李维善回忆说：“我们当时就清楚是为周总理制瓷，因为只有给周总理用的杯子是方形印章编号。”大家从心底崇敬周总理，生产这批瓷杯格外用心。其中50只松树纹图案完全是手工绘制，极细的松针多达数千笔。与其他的人民大会堂松树画画胜利杯不同，那些胜利杯批量大，完全靠手工绘制，根本赶不上任务时限，所以由吴景林设计好图案后经李丕雄等人研究采用釉下贴花工艺完成。
 
      任务完成后，1965年12月28日由陶瓷研究所李仁义专程乘火车送往北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汽车直接将他从火车站接入中南海，这时才告诉李仁义，说这是为周总理专门定制的，原有的茶杯在招待外宾时不少已经损耗，所以要重新定制。其实李仁义早已心中有数，只是不便多言而已。元月3日，国务院又派车将李仁义接到怀仁堂招待他看晚会，并特意将他的座位安排在周总理身后的近处。李仁义有了这次经历，回醴陵之后常常谈起，引起大家的羡慕。

 
       曾有一位意大利记者为周总理拍摄过一张著名的侧面图片，周总理坐在沙发上，一只手伸开扶着沙发扶手，眼睛凝视着前方，当时记者还特意将茶几上的杯子画面摆正对着镜头，这只茶杯就是松树纹的胜利杯。
      后来由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处长升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的董俊峰回忆说，周总理特别喜欢醴陵釉下五彩瓷器，他从1959年起一直到去世，一直都是使用醴陵瓷器。